西岳史著 || 陳高傭等編《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》出版

《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》

陳高傭 等  編

出版社：商務印書館

出版時間：2020年9月

頁數：1800頁

定價：560元

內容簡介

本書是我國第一部大型有關中國歷代天災人禍的分類統計專著，由民國時期國立暨南大學史地系教授陳高傭主編，成書於1940年。全書將秦王朝以降，直至清代2000餘年間的天災人禍，分爲水災、旱災、內亂、外患等6部分，用中西曆對照，以年表形式予以記載。書末並附有各代災禍統計圖表30餘幅，及近代學者對災害研究的論文多篇。該書編撰過程中，參考了二十五史、資治通鑒、圖書集成以及歷朝會典、會要、實錄等百餘種文獻，資料豐富、內容翔實，是研究中國通史、社會史、經濟史、民族史、水利史、氣候學的必備之書，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，對近年來比較熱門的環境史亦有重要的參考價值。

作者簡介

陳高傭（1902—1976），山西平遙人。1927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。上學期間，曾擔任《中華日報》編輯。陳高傭于1928年赴日本留學，1930年回國，任教于上海勞動大學。任教期間創辦了《世界與中國》月刊，因該刊言論激進，於1932年遭租界當局查封。1933年任上海國立暨南大學（現華東師範大學）文學院史地系教授，並兼任復旦大學、大夏大學、上海政法學院、滬江大學等校教授。同年秋參加中華學藝社，任編委，在上海大學教職聯合會任執委。1934年參加上海市作家協會，任理事會編委。1951年，陳高傭應西北大學侯外廬校長的邀請，毅然來到了西安，支援大西北的建設，任西北大學教授。1954年調西安師範學院歷史系任教授，1960年任陝西師範大學教授。先後完成了《墨辯今解》、《老子今解》、《論語譯注批》等近百萬字的著作。

目録

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（何炳松署簽）/1

序（何炳松）/3

編纂例言/5

編纂緣起（陳高傭）/9

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/13

秦/15

漢/30

新/72

後漢/87

三國/183

晉/209

東晉/235

南北朝（宋）/331

南北朝（齊）/370

南北朝（梁）/383

南北朝（陳）/433

隋/450

唐/469

五代（梁）/751

五代（唐）/776

五代（晉）/788

五代（漢）/797

五代（周）/800

宋/810

元/1099

明/1320

清/1453

歷代天災人禍統計表/1705

歷代各種天灾人禍百分比圖/1715

歷代天災人禍比較圖/1737

歷代天災人禍關係圖/1739

附錄/1741

戰國後中國内戰的統計和治亂的週期（李四光）/1743

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（竺可楨）/1751

勘誤表/1769

讀《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》

金性堯

近年來對「孤島」時期的文學活動和出版工作，常有記述。實際上，當時的學術界，雖不及文藝界那樣活躍，但在一部分學者的努力下，也有些成果，西諦先生就是著名的一位。自然，西諦先生當時在文藝界也起着重大作用。這里介紹的暨南大學叢書《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》（下文簡稱《表》），就是「孤島」時期出版的一部學術性的工具書。主持編纂工作的爲暨大教授陳高傭，當時西諦先生正主持暨大的研究委員會。書無版權頁，不能確知其出版年月，但從「編纂緣起」推斷，當在一九四〇年。

全書共四册，綫裝鉛印。起秦始皇元年，終清宣統三年。由於當時人力物力的限制，搜集的資料自很難完備，但兩千年間中國的天災人禍，大體上已有了一個輪廓。這是一種「啃硬骨頭」的工作，我們今天各方面的條件都遠勝當年，尤希望多出版一些無利可圖卻有利學術的「冷門」著作。

因爲本《表》未録先秦，故拙稿於行文之便略補一二，又因舊時所謂「人禍」的含義頗爲複雜，故拙稿只涉及天災，同時還參考了鄧云特的《中國救荒史》。

人類的童年是受苦受難的童年，人類的歷史，實以人和自然斗爭爲序幕。當時我們的祖先處於手無寸鐵的狀態，半天狂風，數道洪峰（「洪」字的初義就是大水），就不知奪走多少生靈。《尚書·堯典》上説的「湯湯洪水方割（害），蕩蕩懷山襄陵，浩浩滔天」那種威力，猶可想見洪水發狂時的無情面目，使人和魚幾乎没有兩樣。神話中的女媧補天，傳説中的夏禹治水，必是經受了大地震大水災的幸存者對現實生活的掠影，經過歷代的口耳相傳，逐漸增添了故事性。

古人也把日食看作一種災難，是上天對人的譴責和警告，因而賦以倫理上的意義，劉向即以春秋時日食三十六附會爲弒君三十六之應。顧炎武《日知録》卷三十一説：「余所見崇禎之世，十七年而八食」。意思是，十七年間日食八次，説明朱明氣數已盡，非亡不可（明亡於崇禎十七年）。但古人只記日食而不記月食，原因是日食表示陽弱陰強，所以是災異的徵象，異便是反常。凡是反自然的現象，古人往往認爲會引起反社會的後果。如唐憲宗元和七年，長安積水丈餘，毀損三座渭橋，南北水道交通斷絶，於是放出宫女兩百車，平民皆可擇取。理由很古怪：水和女人都是陰性，「以水害誡陰盈也」（《舊唐書·五行志》）。爲了消除「陰盈」現象，所以要放出宫女。反過來，要是没有這次水害，這兩百車宫女只能老死深宫之中。我們的祖先，就是在這樣荒唐愚昧的生活中過着日子。

其實，日食和地震、大水不同，它只是天文史上的資料而非天災的特徵。本《表》不列日食一項，足見二十世紀的受過賽先生熏陶的學者，對自然的認識畢竟勝過古人了。

本《表》卷一記漢高后三年夏，江水漢水泛溢，淹没四千餘家。到秋天，伊水洛水又成災。這以後，汝水、沔水也在泛濫，到漢武帝時河南濮陽的瓠子，前後兩次爲黄河所決。這就是災害的積累性，這種積累性的形成，有地理環境等客觀上的原因，但與封建統治者對人民疾苦的態度也有密切關係。這些主客觀原因，非但不能根除災害，甚至反使元氣愈益喪失，危機愈益嚴重，影響了生態平衡，帶來了歉收、疫病等連鎖性的災難。有的治河官僚，則像庸醫投藥，雖志在治病，結果卻使病人喪命。《老殘游記》第十四回《大縣若蛙半浮水面，小船如蟻分送饅頭》中那位史觀察的廢濟陽以下民埝的創議，就是一個例子，因爲他只是捧着一千九百年前一個漢代書生賈讓的《治河策》。

鯀和禹是父子，鯀治水不力，被舜殺死，成爲「四兇」之一，禹則治水有功，劉定公乃有「微禹吾其魚乎」之嘆。這雖是傳説，但人的主觀努力，卻和事功大有關係。一切爲人民造福治害的先人，總是永遠爲後人所歌頌，其遺澤也將與江河萬古長流。王安石詩云：「恩澤易行窮苦後，功名常見急難時」，這也是深於治政者的感慨之言。

在舊中國的災害中，蝗蟲也是威脅人民生活的大敵。水旱二災，在空間上到底還有一個範圍，唯有蝗蟲，憑它一雙翅膀就可成群結隊遠走高飛，上窮碧落，人就奈何不得小蟲。孫光憲《北夢瑣言》記宋人比喻不肖子弟有三變，第一變爲蝗蟲，因爲他們會「鬻田而食」。本《表》中第一次記録蝗災爲秦始皇四年七月，這自是體例所限。實際先秦載籍中已有記録，所謂蟊賊之蟊，多半是指蝗蟲。《詩經·小雅·大田》云：「不稂不莠，去其螟螣。及其蟊賊，無害我田穉。田祖有神，秉畀炎火」。末句是説用烈火除蟲，也是先秦時除蝗的方法。但蝗是會飛的，火如何燒着它？舊注没有説清楚。到唐開元年間，姚崇爲宰相，上疏除蝗，疏中即引《詩經》「秉畀炎火」語，后又舉具體措施：「蝗既解飛，夜必赴火。夜中設火，火邊掘坑。且焚且瘗，除之可盡」（《舊唐書·姚崇傳》）。這或許根據飛蛾撲火的原理，但收效不會太大的。

不想就連這樣可憐的辦法，也遭到阻撓，一是汴州刺史倪若水：「除天災者當以德，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。」一是黄門監盧懷慎：「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？且殺蟲多，必戾和氣，願公思之」。他只想爲蝗乞命，卻不想一想因蝗災而使百姓忍饑挨餓，真可説是「蝗道主義」。姚崇回答他們説：「縱使除之不盡，猶勝養以成災」。又説：「若救人殺蟲，因緣致禍，崇請獨受，義不仰關。」史稱姚崇爲良相，就在爲民除害上，確也表現出他的果敢負責的大臣風度。

由於要除蝗，就要出動大批農民，這樣自必影響耕作，加上吏役趁此苛求騷擾，因而又給反對除蝗者以口實。白居易《新樂府》中的《捕蝗》，便是爲了「刺長吏」而作，詩中説「是時粟斗錢三百，蝗蟲之價與粟同」，因此農民自必捕蝗而輟耕。但他的結論是要求「以政驅蝗蝗出境」，也即效法唐太宗的吞蝗故事。此事也見於《貞觀政要》卷八，據説太宗吞蝗之後，「自是蝗不爲災」。太宗的原意無非借此以「示恩」，但在民間，卻因荒年之故，早在以蝗充飢。即使長安的蝗少了，那也是以鄰爲壑，蝗蟲還是要在大唐的原野上擇肥而噬。

大饑之年，人民不但以蝗充飢，甚至還吃人肉。本《表》中曾列歷代人相食的記録，始於漢高帝二年的關中，下迄清同治五年，而在同治四年，皖南及句容等地，人肉一斤，價至一百二十文。「是歲江南旱，衢州人食人」，白居易《輕肥》中説的，原非詩人信筆虛構之詞。《醒世姻緣傳》第三十一回，有一段描寫山東綉江縣明水一帶，因連遭數年饑荒，迫得人吃人的慘劇，讀之尤爲毛骨悚然。《醒世姻緣傳》反映的是晚明的社會生活，而晚明正是各種天災人禍最集中的時代，從本《表》中所列崇禎一朝來看，十七年間，各地人相食的慘劇即達八起，如崇禎四年，南陽大饑，「有母烹其女者」。十年，「父子、兄弟、夫妻相食」。《鳳陽歌》云：「自從出了朱皇帝，十年倒有九年荒」，可見明朝自開國至亡國，一直與饑荒相終始。

讀了這部《表》后，我們得到這樣一點認識：由於封建的生產關係束縛了生產力，所以自秦至清兩千年間，儘管改朝換代，儘管也出了不少志士仁人，但因工業不發達，科學技術的發展就受到極大的局限，天災也就不能消除，反而加重了積累性、連鎖性。

然而水能覆舟也能載舟。大自然能爲禍也能爲福。人是永遠無法和自然分離的，因此，只有多方面地掌握知識，認識自然的規律，請賽先生來制服自然，才能有效地防止災難，逢凶化吉。另外，本《表》還附録了李四光先生《戰國後中國内戰（意指「人禍」）的統計和治亂的週期》、竺可楨先生《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》兩文。

李、竺兩位，都是我國前輩科學家中的白眉，就其本行來説，一個專攻地質，一個專攻氣象。這兩篇論文，都是他們中年時寫的。可見他們對中國歷史知識又是何等淹博。竺文又引丁文江及美國學者亨丁敦的論説，説明南渡以前，我國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，南渡以後，則移至長江流域，這和雨量、溫度、風暴有密切關係。我們由此再想到過去所以稱江浙爲「人文淵薮」，這和地理環境及自然條件也有關係。

從李、竺兩位科學家對中國歷史的精通上，又看到一個共同點，即他們都有古漢語的深厚根柢，因而能讀得通中國的古籍。當前我們的各項建設事業，都要求結合「國情」，體現中國化的特點。對於中青年的科學工作者，也希望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内對古漢語和中國歷史多下些功夫，像這部《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》，看起來也許感到枯燥，但它對研究我國天文、地質、人口、疫病、水利、農業、蟲害這些項目的學者，都能提供一些歷史的綫索，并可以通過統計，探索規律，得到科學的總結。對於研究社會學者，也是很好的參考資料。

飽學使人充實，一顆大樹的成長，除了陽光雨露，還得吸收各種養料。今天的中國已不存在「人禍」問題，各種天災也將在「四化」推動下逐漸克服，願今後的中國多出幾個李四光、竺可楨那樣的學者，多出幾部《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》那樣的著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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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文来源/古典文献学微刊

责任编辑/黄宇迪

审核/傅亭瑄